张春桥被称为“狗头军师”，原因未明确。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以“病亡”一词简洁地发布了“文革”时期权贵张春桥于4月21日去世的消息。

张春桥命归黄泉。然而，这一日所结束的，不过是他的肉身，他的政治生涯在“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已然画上了句号。1981年1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理，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毕生行径作出的最终评判。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张春桥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地方角色，其资历和人望都微不足道。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张春桥迅速崛起，一跃成为我国政治舞台的最高层，跻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职位。

在“文革”那动荡的十年间，张春桥身居“中央首长”的显赫位置，其权势滔天，操控风云，成为极左派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开国元勋，还是各界要员，皆在其任意评断之下，无不显得气焰嚣张。

在“文革”那波澜壮阔的十年里，张春桥的身影始终活跃，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在“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先锋的“文革”派人物，至“文革”后期则被统称为“四人帮”。经过一番造反夺权和政治淘汰的“全面内战”，原本“中央文革”的领导层仅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位“首长”。而在“十大”之后，王洪文凭借工人造反派领袖的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而在中央政治局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形成了“四人帮”的格局。

郭沫若曾在词作中，逐一为这四人画像。将“政治流氓”冠以王洪文之名，将“文痞”之名赋予姚文元，将“狗头军师”之称号归于张春桥，而将“精生白骨”之谓冠于江青。这些评价，世人皆认为恰到好处。

四人分量各异。

王洪文虽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之高位，实则源自“文革”时期那场造反浪潮的“勇敢斗士”。他的政治素养有限，难以胜任领导大局的重任。

姚文元在文坛上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其在推行极左路线的舆论宣传中，实则缺乏真正的政治才能。

江青堪称“文革”派中的领军人物，然而她才学浅薄，言语无忌，常常以撒泼闹事为乐，引人瞩目，其倚靠的不过是夫人身份的特殊性。此人堪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春桥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但其政治经验却远超其他三人。在笔杆子运用上，他动作迅速，且其“理论水平”甚至略胜姚文元一筹。他心思缜密，权谋高超，且颇具搞“左”运动的胆识。他是“文革”发动的推手，是“全面夺权”的先行者，更是坚持“文革”路线，坚决抵制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关键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领域的崛起，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政治“左”倾路线的极端化趋势。在揣摩“上意”方面，张春桥堪称一位出色的“能臣”，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1958年大跃进期间，张春桥撰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精准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同志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迫切心情。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此文撰写了编者按，并安排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发表。

当领导层坚定地决心启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江青奔赴上海，在张春桥的辅佐下，姚文元执笔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因此，张春桥得以受到领袖的青睐，参与编纂了《纪要》、《五一六通知》以及《十六条》等引领“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核心文件。他由此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标志着他自上海步入中央领导层的重要转折点。

1966年11月，张春桥负责处理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领众人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当时，他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排名末座的副组长，却敢于无视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立场，擅自依据造反派的要求签署了协议。

张春桥此番行动，无疑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然而，毛泽东在事后对此表示认可，称其可采用“先斩后奏”的策略。此举无疑进一步提升了张春桥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1967年1月，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上海发起了针对党政部门的夺权行动，由此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此举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夺权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上海的夺权行动与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方针不谋而合，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场阶级推翻阶级的革命”。

此后，一场波及全国的全面夺权狂潮席卷而来，张春桥在其中扮演了“夺权”的领军角色。在这些事件中，张春桥的所作所为与毛泽东的意图不谋而合，对“文革”运动的深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身份也因此完成了从谋士到权谋者的转变。

在梳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理论体系时，张春桥的作用愈发凸显。在“九大”政治报告的撰写过程中，毛泽东对陈伯达所拟的稿件并不满意，转而采纳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所起草的、着重阐述阶级斗争为纲的稿件。张春桥与姚文元共同撰写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立了代表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使之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十大”等重要文件亦由张春桥和姚文元领衔负责。

在“文革”的尾声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学理论”的重要议题，并特地指示张春桥撰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此举是基于对张春桥能够精准传达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信任。据此，张春桥创作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姚文元则撰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作品成为了“文革”后期“左”倾理论思潮的两大标志性著作，其负面影响深远，影响广泛。

张春桥不仅擅长撰写鼓吹极左路线的文章，更以其执行极左路线的政治手腕著称。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能力非凡”。在“九大”召开之后，毛泽东曾有意将张春桥培养为接班人选，这一举动引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对于毛泽东是否打算更换接班人的猜疑。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及其同伙发动了对张春桥等同志的猛烈抨击。毛泽东洞察其意，认为这企图推翻“文革”的指导方针，遂给予坚决反击。在林彪事件后续的批林纠“左”运动中，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在策略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再次站在江青、张春桥一方，支持他们对林彪“极右”本质的揭露。即便在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时，他也认可了他们在反林彪斗争中的贡献，认为批判林彪、批判孔子的运动离不开他们。张春桥等人在抑制反“文革”势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得到了重用。

“那时周总理病情严重，我们设法全力‘阻止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审讯者继续追问：“在拱倒周总理和邓总理之后，你们打算让哪位人士担任第一副总理，并继任总理一职？”

此刻，张春桥谈兴正浓，全然未设防备之心，遂接口道：“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接任此职。”

......

1980年11月27日，首场审判法庭对张春桥进行审理。审判长王战平询问张春桥：“您是否记得，在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您曾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行动？这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在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中，徐景贤披露了1967年9月的一个场景：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的小礼堂接见了“工总司”全体委员，并直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他还进一步强调：“如今，除了我徐景贤，已无其他旧市委成员的身影，这才真正体现了‘改朝换代’的实质。”

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马天水透露，张春桥在与他交谈时，曾严厉指责某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改朝换代——毫无认识”。

法庭传唤了前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的主要负责人黄涛，要求其出庭作证。黄涛陈述，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见了他，并表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

张春桥审判中始终缄默。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陪同张春桥等人访问苏州，与林彪进行交谈。在对话中，毛泽东询问林彪对周恩来继任者的看法，并关切地提出：“我年事已高，你身体亦欠佳，你打算将领导权交给谁？”

林彪未予回应，稍后，他借讨论反修防修之机言道：“归根结底，还需依靠黄、吴、李、邱等自幼追随主席投身革命事业的人士，以防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握权力。”

1970年8月14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四人在中南海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期间张春桥与吴法宪就三个副词（即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口号‘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争论激烈。

会议结束后，吴法宪即刻向叶群做了情况汇报。此举使得林彪在8月23日庐山会议的开幕式上，公然以“天才”自称，虽未明言，实则间接地对张春桥进行了批评。

在随后的两天小组会议中，张春桥遭遇了猛烈的抨击。然而，得益于毛泽东对他的坚定支持，会议的风向发生了转变。陈伯达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吴法宪亦受到了批判，并与叶群等人一同被责令进行自我反省。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张春桥在周恩来宣布林彪逝世的消息后，不惜个人财力购置了茅台佳酿，特意设宴款待政治局诸位委员，共同举杯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