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涵盖了文学、艺术与音乐等领域，这些领域激发并深化了我们的内心情感。历史不仅是了解自我的途径，更是强化自我认知的基石。人类唯有洞悉过往，方能洞悉当下，进而预见未来。因此，史学理应为大众搭建起“自我认知”的坚实知识架构。

——许倬云

01

“我对伟人不再敬仰幻想。”

“求生不得，死者与我皆无悔。”

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之际，重庆南山万松林深处，一盏昏黄的油灯旁，父亲常为年少的许倬云讲述那些名臣的奏议，诸如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便是其中之一。

此刻，许倬云一家身处流亡之中。年方十岁的许倬云亲历了无数轰炸与炮火，目睹了无数民众被迫逃离家园的惨烈场景。在万县遭受的大轰炸之后，他跟随家人从防空洞归家途中，目击了电线悬挂着半截尸身、树干旁露出一截大腿，以及一具无头女尸旁哺乳的婴儿……即便多年过去，身为一代史学大家的许倬云，对那段少年时期所见的景象仍旧记忆犹新。

或许，鉴于我所处的时代充斥着自诩英雄的人物，他们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痛，我对所谓的伟大人物已不再抱有敬畏之情，亦无半点幻想。他如此陈述。

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倬云在研究历史时，对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事务尤为关注，诸如百姓的思想、日常生活等，而非传统史籍中惯常记载的政府、国家、战争等内容。退休之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于大众史学的创作，由此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 ©

02

著史为民

1930年，许倬云在福建厦门降生。其家族源远流长，乃一士大夫世家，自乾隆年间自福建迁至无锡，世代皆以读书为荣。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曾就读于南京曾国藩所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年仅十八岁便担任炮艇副长。许倬云幼时因手脚发育不全，无法行走，亦不能入学，于是父亲的书房便成了他的临时学堂。直至抗战结束，许家重返无锡故里，许倬云方得以直接步入高中校园。

1949年，许倬云以优异的国文和历史成绩考入台湾大学，虽初报外文系，但他的学术表现引起了阅卷老师的关注，于是其成绩被呈送给了校长傅斯年审阅。傅斯年审阅后指出：“他更适合就读历史系。”次年，许倬云果断转系，自此以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得益于胡适先生的举荐，许倬云获得了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深造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顾立雅。顾立雅作为美国汉学界的先驱，专注于古代金文的研究。

1962年，年届三十二岁的许倬云重返宝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及台湾大学担任教职。转至1970年，他再度踏足美国，于匹兹堡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此后，他选择留在匹兹堡大学，全身心投入于历史学的深入研究。

许倬云曾自述：“我的学术思维构筑于一个四边形的立体框架，其中蕴含着四种三角形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实质，实则是对系统的一种剖析，由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四大子系统构成，而每个子系统内部又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层级，所有子系统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的历史观核心在于‘动态’二字，历史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唯一不变的事实，即是变本身。”鉴于此，许倬云将他的历史研究比作“在时间长河中切割出的横截面”，“此处一个横截面，彼处另一个横截面，通过对前后横截面交织、分离的图像进行对比，便可洞察变化的轨迹所在。”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自那以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大众史学的创作之中。“在我看来，既然普通民众渴望了解日常生活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便有责任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这便是他创作《万古江河》的宗旨：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中国”的诞生，亦与近年来在中国涌现的众多“讲述中国”、“讲述历史”的图书有着共同的愿景——为普通民众提供历史的叙述。

许倬云曾言，我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源于西方，采取分科系的教学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古代的“太学”教育，更注重于全面的人文素养培养，而非科目细分。现今，我国大学的教育模式以分科专业为主，因此在大学中学习到的历史知识也相应地被划分为不同的专业领域。史学专业旨在为学生提供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因此，历史论文的受众主要是历史学家，而非普通大众。

我并不认同这种教学理念。在我看来，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中与人类最为紧密相连的领域，与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激发并深化我们内心的情感体验。历史，它不仅是认识自我的途径，更是加强自我认知的基石。人类唯有了解过去，方能洞悉当下，预知未来。因此，史学理应为大众奠定“自我认知”的基础知识。

多年以来，尤其是自退休以来，我得以摆脱专业学科的沉重职业压力，从而能够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大众史学的创作。在退休前，我也曾从事面向公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在台湾“改革开放”那段历史时期，我积极投身新闻界，致力于将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大众，帮助他们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

03

中国：千年演变共同体

“中国”二字，远非一个单纯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亦非如今所指的主权国家所能简单定义，更非单一的文化体系。它实则是一个跨越广袤地域，由众多源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汇聚了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元交融。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命运和未来都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汇聚成如此庞大的群体，单凭“主权”或“血统”二字难以解释。因此，我综合了四五种不同要素，构筑了一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网络体系。这一体系并非短期内形成，而是历经数千乃至数万年演变而成的。即便时至今日，这套体系仍保持其具体性，这得益于其核心要素，这些要素经过数百年的锤炼、融合与混合。

中华文化，源自中原大地，汇聚百川，绵延至东亚，进而辐射亚洲，最终汇入广阔无垠的海洋——世界之海。对于天下，即全人类共享的海洋，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憧憬。孔子所言“安人”、“安百姓”，旨在实现这一共同体的终极愿景，其视野远超国界，而是延伸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周时期，孕育而成的“天下”观念彰显了文明共享、无疆界的理念。因此，这一文化传统——我们认同的文化体系——理应契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大同世界的愿景，虽难以完全实现，却始终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崇高目标：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一理念显得尤为契合且富有实效。

04

中国哲学：谦和不狂放

于是，其中蕴含了众人经济层面的互通有无，以及在学习观念上，不同族群间学会了相互包容与协调。在文化层面，长期积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念，即中国的以人为本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并非依托于上帝，亦非依赖于各种神秘力量，亦非单纯依靠科学的理性，而是根植于人自身的天性——天性之中蕴含着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智慧。人本是群居的动物，而我们的中国文化体系，正是探讨人与人如何相处的智慧。其中，既有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也有淡泊明志、内敛谦和的道家理念。一外一内，一积极一退让，一刚一柔，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我们进退自如的人生观念。这一套观念使中国人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韧不拔，而不至于崩溃；在得意之时，又能保持谦逊，不至张狂。

谈及此共同体，不禁要问，在过往的世界历史上，是否曾有过类似的存在？确曾出现过一些相似的例子。比如罗马共同体，尽管相似，但本质有所不同，它带有强烈的排他性，罗马人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日不落帝国时代，英国人将殖民地遍布全球，其中等级分明，拥有自治领，地位各异，虽然相对宽容，但仍存在差异，英格兰人被视为英伦三岛的主人。基督教，作为世人熟知的宗教，其信仰指向上帝，具有排他性，其他宗教在其体系中并未获得与基督教相等的地位。它是神的宗教，而非人的理念，因此，英国体系与中国的体系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展望未来，世界将走向全球化。作为东亚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中国拥有数千年的经验。中国将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民族、组织建立联系，共同生活，将是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

05

隐秘自治

在中国广阔的版图内，我们目睹了诸多国家，它们既不诉诸武力，也不以战争手段实现征服。这些国家，正如太祖所言，是“不征争之国”。此外，我们还能看到那些通过贡品互惠、共同封贡等方式建立联系的内围国家，以及国内如土吐司等半自治单位，乃至蒙藏地区这样的高度自治实体。这些现象在未来全球化的宏大组织内恐怕难以避免，它们将不同层级、不同关系的纷繁纠葛汇聚成一个共同居住、共享地球家园的巨大共同体。这便是撰写本书的主要原因。面对中国重新崛起为地区领导者的地位，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必须承担起比以往更为重要、更为宽广的角色。

为了确保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保持这一地位，关键因素有两个。首先，中央政府并非高度集权，从省到县，乃至农村基层，每一层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管理权。以过去的县政府为例，尽管只有县令、两名秘书以及大约十余名工作人员，他们却依靠什么来维持运作呢？

在民间，存在着一种无形而有效的自治力量。这种自治的力量源自何处？它源于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精英。他们或许并不富裕，也非权贵之后，然而，凭借其高尚的品格和对他人的善意，他们成为了社区的领袖。他们既非现今的暴发户，亦非往日的恶霸，而是受到当地居民尊敬的士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绅并不一定拥有官职。

在我年幼时，故乡的士绅阶层几乎承担了全部的社会福利事务。无论是救苦扶危、养老抚幼，还是孤儿院的运营、寡妇堂的维护，抑或是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场所，无不由他们悉心经营。尽管他们资金有限，却凭借自身的信誉，团结一心，向商家呼吁，请求他们根据自身能力出资，并承诺长期建立信誉。工商业者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这些士绅本身并不领取薪水，然而他们的一言一行，却显得尤为珍贵。

我的祖父讲述着太平军溃败后的景象，回溯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从清朝入关的残酷屠杀，到太平军的激烈交锋，这段历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无锡从未有过兵戈的痕迹，无论是城中还是乡野，均未见士兵的身影。他感慨道：“两百年来，世人未曾见兵。”整个十四州县莫不如此。要维持家族的和睦与安定，实非易事，这并非仅凭官府之力，而是仰赖民间自治的成果。

因此，我认为我们过往的经历，虽不能称之为全球一体，却无疑是比法律规范更为舒适的生存环境。这得益于一种优良的风俗，这种风俗使得从高层到基层的每个人都能共同遵循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无需刑法约束，无需牢狱威慑，亦无需教堂的说教，而是通过从小培养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学校教育中融入的理念，共同构筑了这样一个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