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跨越二十年的“围猎”：从传销狂潮到电诈暗流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街头巷尾还飘着录像厅的喧闹、BP机的蜂鸣，一场名为“传销”的狂欢却已悄然蔓延。河北姑娘王丽至今记得199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远房表姐攥着她的手，眼里闪着“暴富”的光：“只要交3800元买一套‘多功能磁疗床垫’，再拉三个人进来，半年就能开上桑塔纳！”彼时的王丽不会想到，这场看似能改变命运的“创业”，最终会让她赔光打工攒下的积蓄，还成了亲戚邻里眼中的“骗子”。

那是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活了市场经济，也让“一夜暴富”的渴望在普通人心中疯长。传销组织恰恰抓住了这份渴望，用“金字塔式”的层级架构、“拉人头返利”的模式，将无数像王丽这样的普通人卷入漩涡。当时的传销产品五花八门，从“磁疗保健品”到“纳米护肤品”，甚至还有标价千元的“保健鞋垫”——这些产品本身价值寥寥，真正的“生意”在于发展下线。

王丽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交了钱后，她被拉进一个几十人的“培训课”。昏暗的房间里，讲师拿着麦克风嘶吼：“今天你拉3个人，明天这3个人每人再拉3个，半年后你就是百万富翁！”在“成功学”的洗脑下，王丽开始疯狂联系亲友，先是最好的闺蜜，再是远房的表哥，甚至动员了自己的父母。起初确实有“返利”，她拿到了500元，这让她更加坚信“模式可行”。可随着拉人越来越难，上线承诺的“大奖”迟迟不到，她才发现自己早已身陷骗局——所谓的“传销公司”根本没有实体产业，所有的“返利”都来自新加入者的本金，当没有人再进来时，整个金字塔便轰然倒塌。

1998年4月，国家终于出手，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一场席卷全国的传销狂潮才得以遏制。可这场“全民收割游戏”留下的创伤却难以磨灭：无数家庭因传销反目，有人欠下巨额债务，有人甚至为了“冲业绩”铤而走险。王丽后来在工厂打工了三年，才还清因传销欠下的钱，而那个拉她入伙的表姐，早已消失在人海，只留下一句“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借口。那时，“枫桥经验”虽已在基层治理中崭露头角，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核心化解基层纠纷，但面对传销这种席卷全国的新型经济骗局，基层组织的预警与干预能力尚显不足——直到后来，随着“枫桥经验”不断迭代，其“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理念才逐渐融入各类涉骗风险的防范中。

时光流转二十年，当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扁平”，移动支付取代现金成为主流，小偷小摸因“无钱可偷”逐渐失去市场，另一场更为隐蔽、更为残酷的“围猎”，却在东南亚的丛林与城市中悄然兴起，还顺着网线蔓延到国内每一部手机里。如今的电信诈骗早已不是简单的“电话骚扰”，而是演变成“精准搭讪、长期铺垫、温水煮青蛙”的精密骗局，防不胜防。而此时，历经数十年发展的“枫桥经验”，已成为基层防范电诈的“利器”，在无数社区、乡村织就了一张“全民反诈网”。

2023年，浙江白领陈曦的遭遇，正是当下电诈“软套路”的典型。她在一个读书分享平台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职场焦虑的文章，没过多久，一个昵称“阿哲”的用户就发来私信：“你写的内容太戳我了，我之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低谷，后来靠副业才慢慢缓过来。”起初陈曦只是觉得遇到了“同路人”，两人每天分享读书心得、职场感悟，偶尔还会聊起生活里的小事——“阿哲”会记得她喜欢喝的咖啡，会在她加班时发来“注意休息”的提醒，甚至在她生日时寄来一束鲜花。这份“线上友谊”持续了三个月，陈曦早已放下戒备，觉得对方是“值得信任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阿哲”看似无意地提起：“最近朋友推荐了一个跨境投资平台，收益比理财高不少，我投了点钱，上个月还赚了两个月工资。”见陈曦没接话，他又补充道：“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主要是觉得你工作这么累，不如试试让钱‘生钱’。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把攻略发给你，你先看看，不投也没关系。”此时的陈曦正准备将15万存款转入平台，却在下班回家时，看到小区门口“枫桥经验反诈宣传站”的志愿者在发手册。志愿者是同住一栋楼的张阿姨，她见陈曦神色匆匆，还总对着手机傻笑，便主动上前搭话：“小陈，最近网上聊天要注意啊！我们社区上周刚有个姑娘，被‘网上朋友’骗去了8万块，也是说投资赚钱。”

张阿姨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陈曦。她跟着张阿姨到宣传站，工作人员调出了类似的“情感铺垫式诈骗”案例，还联系了派出所民警核实“阿哲”推荐的平台——果然是个无备案的虚假网站。“要是没碰到张阿姨，我的积蓄就全没了！”事后陈曦感慨。而这，正是“枫桥经验”在反诈工作中的生动实践：依托社区网格，将志愿者、民警、居民拧成一股绳，通过“熟人提醒、就地干预”，把诈骗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浙江诸暨枫桥古镇，这样的防范场景早已成为日常。当地把“枫桥经验”的“群众路线”融入反诈工作，组建了“民警+网格员+志愿者+乡贤”的反诈队伍，还创新出“反诈茶馆”“反诈戏台”等接地气的宣传形式。茶馆里，老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听民警讲诈骗案例；戏台上，越剧演员把“刷单返利”的骗局编成唱段，台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更关键的是，网格员工会定期上门走访，尤其关注老年人、大学生等易受骗群体——72岁的周爷爷曾收到“冒充孙子借钱”的短信，正准备转账时，网格员小李正好上门登记信息，及时拦住了他。“现在我们社区里，谁要是收到可疑消息，第一反应就是找网格员或去反诈站，大家都知道‘邻里相帮，能防骗’。”周爷爷说。

陈曦遇到的“情感铺垫式诈骗”，如今正在各类平台疯狂滋生。骗子不再急于“收割”，而是先通过精准定位找到目标人群：在育儿论坛搭讪宝妈，聊孩子教育、家庭压力，再推荐“虚假育儿产品代理”；在求职APP联系应届生，谈职业规划、面试技巧，再诱导“交押金入职”；甚至在相亲平台伪装“优质对象”，谈情说爱几个月，等到对方深陷感情，再以“投资周转”“家人治病”为由借钱——这些搭讪方式覆盖了读书、育儿、求职、婚恋等几乎所有生活场景，范围越来越广，势头愈演愈烈。而“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理念，恰好针对性地破解了这一难题：不仅靠宣传提升居民警惕，更靠“信息互通、多方联动”堵住漏洞。

比如在江苏苏州某社区，网格员发现辖区内有多名宝妈被同一“育儿代理”骗局盯上后，立即将信息反馈给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溯源，锁定了藏匿在省外的诈骗团伙；同时，社区还邀请专业的育儿博主、律师举办讲座，教宝妈们辨别“虚假代理”的套路。这种“居民发现—网格上报—部门联动—精准打击”的模式，正是“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的延伸。截至2023年底，该社区通过这种方式，已成功阻止12起涉诈案件，为居民挽回损失超百万元。

更可怕的是，骗子还会利用算法精准“画像”。他们通过分析用户的发帖内容、点赞评论，判断其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甚至心理弱点：看到有人抱怨“工资低、想搞副业”，就推送“刷单返利”“代理赚钱”；发现有人关注“养老规划”，就伪装“理财顾问”推荐“高收益养老产品”；哪怕只是在朋友圈发了一句“想出去旅游”，都可能被盯上，诱导参与“低价旅游团”的诈骗。这种“量身定制”的骗局，让很多人误以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陷阱。而“枫桥经验”的“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恰好能应对这种“精准诈骗”——针对不同人群的弱点，开展个性化防范。

在江西赣州的农村地区，老年人是电诈的重点目标，当地便组织“村两委干部+驻村民警+村医”组成反诈小分队，用方言录制“防养老诈骗”音频，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每天播放；针对农村留守妇女易被“刷单返利”骗局吸引的情况，小分队还开设了“手工技能培训班”，既帮她们找到正经副业，又减少了接触诈骗信息的机会。而在高校周边社区，针对大学生易被“校园贷”“虚假求职”诈骗的问题，社区联合学校开展“反诈社团”活动，让大学生自己编排小品、制作短视频，用同龄人的语言传播反诈知识。这种“哪里有风险，防范就跟到哪里”的做法，正是“枫桥经验”在反诈工作中的灵活运用。

2021年，湖南小伙李阳的经历，则揭露了电诈产业链的另一头——那些躲在东南亚“园区”里的执行者。他在网上看到一则“高薪招聘”：“东南亚赌场招聘客服，月薪两万，包吃包住，无需经验。”彼时的他刚失业，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诱惑”，心动不已。没多想，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从云南边境偷渡到了缅甸妙瓦底——一个后来被无数受害者称为“人间地狱”的地方。

刚下汽车，李阳就被几个手持棍棒的男人控制住，手机、身份证被全部没收。他被带进一栋戒备森严的“园区”，才发现所谓的“赌场客服”，其实是电信诈骗。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他被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对着电脑按照“话术本”给国内的人打电话、发消息——那些“阿哲”式的搭讪脚本，正是园区里的“话术团队”精心编写的。如果当天没有“业绩”，等待他的就是电击、水牢、皮带抽打。他亲眼见过有人因为反抗被打断腿，有人因为“没用了”被转卖到其他园区。

李阳的遭遇，是无数东南亚电诈受害者的缩影。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加大，一些诈骗团伙纷纷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利用当地复杂的治安环境、法律差异，搭建起一个个“电诈园区”。这些园区如同独立的“王国”，配备武装人员，用暴力控制受害者，逼迫他们对国内同胞实施诈骗。据公安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9.8万名，而这些案件中，有近三成的诈骗窝点位于东南亚。在打击这类跨境电诈时，“枫桥经验”的“联动协作”理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国内各部门联动，还通过基层组织的“信息收集网络”，为跨境打击提供线索。

云南西双版纳某边境村寨，与缅甸接壤，过去常有人被诱骗从这里偷渡出境参与电诈。如今，村里按照“枫桥经验”，组建了“边境联防队”，队员由村民、民警、界务员组成，24小时在边境线巡逻；同时，村里还建立了“外出务工登记制度”，只要有村民打算去东南亚工作，都要先到村委会报备，由民警核实招聘信息的真实性。2022年，联防队通过村民举报，成功阻止了5名准备偷渡的年轻人，并顺藤摸瓜，为警方提供了一条跨境电诈团伙的重要线索，最终协助捣毁了一个位于缅甸的电诈窝点。“以前总有人觉得‘事不关己’，现在大家都知道，守住边境，就是守住自己的家人不被骗。”联防队队长岩叔说。

电诈的危害远比当年的传销更为深远。如果说传销更多是“熟人坑熟人”的圈层收割，如今的电诈则是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将“魔爪”伸向全国每一个角落。江西的张阿姨，被“虚假投资平台”骗走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当场心梗住院；上海的大学生小周，被“刷单返利”骗走了助学贷款，差点辍学；广东的生意人陈先生，被“冒充公检法”的骗子骗走了公司周转资金，导致企业破产——这些案例并非个例，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悲剧。更令人揪心的是，电诈背后还牵扯出“人口贩卖”“器官交易”等黑色产业链。在缅甸妙瓦底、柬埔寨西港等地，诈骗园区之间经常“倒卖”受害者，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如果受害者失去“利用价值”，又没钱“赎身”，就可能被卖到“器官工厂”，最终消失在异国他乡。李阳还算“幸运”，他在被控制三个月后，趁园区混乱逃了出来，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回到国内，可他身上的伤疤、心里的阴影，却成了一辈子的烙印。而“枫桥经验”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在对受害者的帮扶上——很多社区为被骗居民建立了“心理疏导+经济帮扶”的救助机制，帮他们走出困境。

从2000年前后的传销狂潮，到2020年以来的东南亚电诈，两场跨越二十年的“围猎”，看似形式不同，本质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利用普通人的“贪念”与“信息差”，用虚假的承诺编织陷阱，最终实现“少数人收割多数人”的目的。当年的传销，依托的是信息闭塞的环境、亲友间的信任；如今的电诈，凭借的是互联网的便捷、跨境监管的难度，以及移动支付普及后“无现金时代”的新漏洞。但不变的，是骗子们的贪婪，以及受害者的血泪。而“枫桥经验”从最初的化解邻里矛盾，到如今成为防范电诈的“基层法宝”，其核心始终未变——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将风险化解在基层，将平安守护在身边。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家从未停止过打击的脚步。从1998年禁止传销，到后来出台《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传销活动早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对于东南亚电诈，近年来我国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开展联合执法，多次捣毁电诈窝点，解救被困人员。2023年，“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还专门增加了“打击电诈”的任务，截至当年年底，已累计解救被困中国公民1.2万余人，抓获电诈犯罪嫌疑人3.8万余人。同时，国内的“反诈APP”推广、平台监管也在不断升级——如今在社交平台发送“投资”“刷单”等敏感词，会自动弹出反诈提醒；可疑账号的注册、登录，也会被平台重点监控。而这些宏观层面的打击，与基层“枫桥经验”的防范形成呼应，构建起“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反诈体系。

王丽现在偶尔还会在新闻里看到“传销”的消息，每次都忍不住感慨：“幸好国家管得早，要是现在，社区里的反诈宣传肯定能提前提醒我。”而李阳则成了一名“反电诈志愿者”，他经常去学校、社区讲课，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那些主动找你聊心事、带你赚钱的‘朋友’，很可能就是骗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的‘高薪工作’‘轻松赚钱’，背后都是看不见的陷阱。”陈曦也在“逃过一劫”后加入了社区反诈志愿者队伍，她总说：“以前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现在才知道，只要大家多一份警惕、多一句提醒，就能帮身边人避开陷阱——这就是张阿姨教我的‘枫桥经验’。”

两场“围猎”早已成为历史的注脚，但它们留下的警示却永不过时：在这个信息爆炸、诱惑丛生的时代，现金的消失让传统盗窃退场，却让更隐蔽的电诈有了可乘之机；而人性中的贪婪与侥幸，始终是骗子最容易突破的防线。幸好，我们有“枫桥经验”这样的基层治理智慧——它让“全民反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社区茶馆的闲谈、农村大喇叭的广播、邻里间的一句提醒。唯有保持理性、擦亮双眼，依靠群众的力量织密防范网，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多一份警惕，对网上的“深情厚谊”多一份考量，才能不被“暴富梦”冲昏头脑；而国家的监管、社会的宣传、平台的责任，加上“枫桥经验”凝聚的群众力量，始终是保护普通人免受侵害的最坚实屏障。从传销到电诈，我们对抗的不仅是骗子的伎俩，更是人性深处的弱点——唯有警钟长鸣、群众同心，才能让“收割游戏”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