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始末

吴冷西

在第八届第八次中央全会期间，我们正相对平静地投身于文字工作，然而，一件对我们而言既出乎意料却又并非全然没有预兆的事件，突然发生了。

这就是8月13日杨尚昆同志找我和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谈话。他说，李锐写了一个材料，里面讲了你们很多坏话，说你们攻击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讲你们说毛主席现在有点像斯大林的晚年。

尚昆同志指示我们做好与李锐同志对质的准备。他明确表示，这是根据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指示，特地转达给我们的任务。

我立即与田家英一同予以否认，明确表示我们从未发表过类似“毛主席晚年如同斯大林”的言论。

杨尚昆

归返之后，胡乔木怒火中烧，却仅以一句“岂有此理”表达了他的愤慨，随即转身独自步入了自己的居所。

与田家英商讨后，我表示，我仍需予以否认。家英回应道，仅凭否认还不够，我们必须证实这句话确实出自李锐之口。

当时，我们追溯起这个观点，确是出自李锐之口。那是在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之后不久，李锐转述道，周小舟对于这次讲话颇感不快，认为毛主席难以接纳不同的意见，类似于斯大林晚年的情形。此话正是李锐转述自周小舟。显然，李锐亦认同这一观点，他本人亦是如此表达。随后的闲谈中，我们也曾提及类似的看法。

于是，我们俩经过商议，决定由田家英出面与李锐进行对质。在讨论中，我们一致认为，从此次事件来看，李锐的品行令人堪忧。他为了保全自己，竟不惜胡言乱语，将责任推卸他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田家英对李锐怒斥不已，表示过去对他评价过高，未曾料到他竟如此不念友情。

田家英

晚膳之余，我们将这些观点告知了乔木。乔木表示，他已于前两日的小组发言中对斯大林晚年之言论进行了驳斥。他亦赞同我们对李锐的质疑，并对我们与李锐频繁的交往表示了批评。他指出，早在7月25日，他便曾警示我们，告诫我们切勿再与李锐有所往还。然而，直至7月底，你们依旧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不禁长叹，对我们的不听劝告感到惋惜。

实则，自七月末起，我们与李锐的交往，主要目的在于传达乔木所提建议，即建议李锐向毛主席提交检讨信，并在此过程中尽力提供援助。然而，未曾料想，李锐却在此事后以怨报德，为了推脱责任，竟反过来对我们进行反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二十年后，李锐在其著作《庐山会议实录》中坦言，他向毛主席提交的检讨信乃“遵循乔木的建议”，并将其视为“终身的遗憾”。在书中，他甚至自我吹嘘，将诬陷行为美化成“保护”乔木、家英及我的举措，将嫁祸于人的行为描述为代为承担罪责。竟有如此荒谬至极、颠倒黑白、扭曲历史之事！《实录》中的严重失实竟至于此，不禁令人悲叹其可悲之处！

胡乔木、谷羽

历史的真相是：

8月14日，恰逢八中全会全体会议次日之下午，原定由周小舟同志进行自我检讨。张闻天与彭德怀同志已于13日进行自我检讨，而黄克诚同志亦于14日上午展开了自我批评。会前，中央领导审阅了其检讨文稿后表示不悦，未允许其按照稿件在会议上宣读。会议伊始，便直接针对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是否说过不当言论？与哪些人有过交往？与彭德怀、黄克诚的关系如何？与张闻天、李锐的关系如何？问题接连不断。

在讨论关于“毛主席与斯大林晚年相似”的话题时，有人询问周小舟是否曾发表过此类言论。周小舟明确表示自己未曾说过。接着，提问者进一步询问周小舟是听谁说的。周小舟回应称是李锐提到的。于是，众人将焦点转向李锐。追问之下，李锐透露这其实是田家英和吴冷西所言。

原本，在会议召开前夕，尚昆同志指示胡乔木、田家英及我先行前往大会会场侧畔的休息区。

于休息室中，薄一波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一份由李锐执笔的文件。那是一份以打字纸精心打印而成的材料。李锐在文中记录了我们曾与他讨论的一些议题，包括胡乔木提及的“脱轨”问题、对平衡相对性的不同看法、以及关于今年不应再推行跃进计划的讨论。此外，他还提及了我们曾就斯大林晚年问题展开的讨论，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是谁的观点，但明确表示我们确实曾就此话题进行过交流。

薄一波，夫人胡明

浏览完这份资料，我察觉到其内容似乎与尚昆同志上回向我们阐述的观点有所出入，其中并未提及到我。我与乔木、田家英同志共同审阅完毕后，便将资料归还给了波同志。

彼时与会者除了波同志外，尚有彭真同志与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叮嘱我们，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需与李锐同志进行对质，并明确指出，若李锐所写之事确系出自诸位之口，则应予以承认；若非，则需予以否认。此外，他还将李锐形容为狂犬乱吠，提醒我们需提高警惕。据此，我们便离开了休息室，步入大会的会场。

田家英闻言，李锐提及“毛主席晚年似斯大林”之语，他即刻离座，迈步至主席台前，对李锐厉声斥责，指其为人无赖，恶意中伤他人。他高声宣称，指责毛主席晚年如同斯大林的说法乃李锐之口出。

此刻，全场陷入一片沸腾，众声喧哗，好几位纷纷起身，对李锐口诛笔伐，指责他蓄意陷害无辜，罪孽深重。彭真同志亦在主席台上对李锐进行指责，认为他企图将“秀才”拖入泥潭，其行径令人愤慨至极。

彭真

面对一连串的指责，李锐支吾其词，最终不得不承认那番话确实出自他口。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哗然，随即又有数人纷纷起身，纷纷对李锐展开指责。

本次会议由少奇同志担任主持（毛主席并未莅临），随即他起身发言，指出李锐并非中央委员，因此本次中央全会的议程中不应对其问题进行讨论。关于李锐的问题，将由北京的水利电力部党组负责进行审议。

少奇同志指出，李锐并非我们所谓的“秀才”，而“秀才”则是我们阵营的一员。他企图将他人引入歧途，却难以得逞。因此，此议题得以暂时尘埃落定，会议中关于李锐的讨论也随之终止。

此议题或许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预议中得到探讨。毛主席并未出席当日的会议，而他在8月16日的讲话中亦再次提及此问题。他指出，《决议》中仅提及四位人物。李锐非中央委员，亦非候补委员，仅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故无需特别提及。这既非对其格外施恩，亦非对其格外轻视。

午后会议落幕，与田家英同行返程途中，他怒斥李锐，言辞激烈，指责其无理取闹，不知所谓，竟敢胡言乱语。

我言道，毛主席、少奇同志曾言：“秀才是我等之友。”李锐欲将我们卷入其中，却难以得逞，我亦无所畏惧。

田家英提醒道，此问题需格外谨慎，李锐或许会信口开河。

自那之后，田家英对李锐的印象深植于心，不仅在庐山，即便是在返回北京的途中，这种情感亦未曾消减。

在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第343页，其所描述的8月14日中央全会的情况，实则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并非如他所叙述，而是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在场的中委们均有能力证实此点。令人不解的是，李锐为何至今仍对历史进行扭曲。鉴于此，我不得不将上述情况记录下来，以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时的一份珍贵原始资料。

在8月16日圆满落幕的八中全会，共审议通过了三项文件：一份公报以及两份决议。公报随即对外公布，而关于推动增产节约的决议亦同期对外发布。至于涉及彭德怀同志所谓“反党集团”的决议，则未在会议期间公之于众，直至1967年方才对外公布。

八中全会圆满落幕之后，紧接着于8月17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亦被称作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刘少奇同志发表了长达篇幅的讲话，内容主要围绕中央全会的重大意义等议题展开。

于8月17日午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人事安排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决议中，彭德怀同志的国防部部长一职被撤销；黄克诚同志的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及总参谋长职务亦被免去；林彪同志则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国防部部长。同时，贺龙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同志担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此外，罗瑞卿同志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并兼军委秘书长及总参谋长，以接替黄克诚同志的职务。张闻天同志的外交部副部长职位亦被撤销。周小舟同志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亦被免去，张平化同志被任命为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则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会议还决定设立农业机械工业部，陈正人同志被任命为部长，李毅同志为副部长。罗瑞卿同志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及公安部部长职务被解除，谢富治同志接任公安部部长并兼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阎红彦同志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以接替前任谢富治同志。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物资供应部，但具体人选尚未确定。

彭德怀同志在卸任后，于1962年撰写了一份意见书，旨在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致毛主席的信件进行辩护。到了1965年9月，彭老总向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亲笔信。毛主席于9月23日邀请他进行会面，并委派他前往西南大三线，担任三线国防建设的副总指挥一职。

庐山会议于8月17日圆满落幕。在那几日，连绵的大雨笼罩了山间，气压低沉，空气显得格外压抑。与会者们历经一个半月的紧张筹备，不顾滂沱大雨，自17日起纷纷踏上归途。由于行色匆匆，我竟不慎将会议的全部简报遗留在住所，因此受到了通报批评。

8月19日，我们告别了庐山。我与胡乔木、田家英共乘一艘船舶，沿着九江至南京的航线前行。抵达南京后，我们在下关车站转乘专列火车，于20日黄昏时分抵达北京。

在旅途中，我和田家英的情绪均显沉重，满腹忧虑，仿佛历经巨变，心中萦绕着无尽的愁绪。田家英尤其如此，他对李锐的怨恨贯穿了整个旅程。

重返北京未久，9月12日，胡乔木同志便邀我和田家英至其府上。他向我们透露，彭真同志将李锐与周小舟所撰写的交代材料转交给他，并嘱其转交于我二人。这两份材料详述了我们在庐山与李锐所探讨的诸多问题。我与家英共同审阅了这些材料，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均与乔木同志及家英有关。

乔木向我们直言，李锐所言多有谬误。此份材料已上报中央。我们需向中央提交一份详细的说明，明确指出哪些是我们所陈述的，哪些是李锐所诬陷的内容。

李锐

我们三人于乔木的住所，依照李锐与周小舟所提供的资料，逐条进行回忆。在回忆过程中，乔木、家英与我均深感李锐之人品令人失望，他将周小舟向其透露的，以及他本人所述的一切，尽数归咎于我们三人，尤其是对我家英。

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我们三人达成共识。胡乔木同志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执笔撰写向中央的报告。不久，他完成了报告的撰写，我们三人共同签署后，将其提交给彭真同志，并转呈中央。在信中，我们不仅对在庐山会议上所发表的部分不妥言论进行了诚恳的认错与自我批评，同时亦明确指出周、李两位同志（尤其是李锐同志）所撰写的材料中，大部分内容均属诬陷之词，我们依据事实进行了有力的辩驳。

国庆佳节过后，10月10日，彭真同志邀请我、乔木以及家英三位一同前往其府上，商讨我们提交给中央的汇报材料。彭真同志表示，他已经审阅了报告，并已将其转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于国庆节前后事务繁杂，因此未能及时与我们进行深入交流。他首先询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意见。

我们指出，李锐所撰写的材料中，多数内容充斥着栽赃和诬陷之辞。乔木亦补充道，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们迫切希望迅速纠正“左”倾错误，延续自郑州会议起毛主席所倡导的纠“左”举措，正如主席在庐山会议伊始所明确表达的。他还坦承，自己过于自由主义，言辞过于随意，甚至说出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言论。

家英感叹道，未曾想李锐竟如此行事，随意中伤他人。然而，他也坦诚，自己也曾言过其实。

我亦曾提及，我与周小舟交往有限，他未曾提及我曾言及何错。李锐对我颇有指责，然多数为起草《纪要》时交换意见之谈，仅有少数几处乃其诬陷之辞。在延安时期，我曾与李锐于《解放日报》共事，解放后我们鲜有往来，彼此间素无嫌隙，实不知他为何对我如此诬陷。

彭真同志在临别之际对我们叮嘱道：“此次在庐山之行，你们遭遇了挫折，幸得毛主席的庇护。你们需从中汲取教训，切勿随意发表议论，更不应与李锐等人为伍，胡乱评说。”

彭真强调，身处中央同志身边，肩负着参与最高机密的职责，务必要格外小心谨慎。

吴冷西和毛主席

一周后，即10月17日，毛主席将胡乔木、田家英、我以及陈伯达四人召集至其处进行谈话。抵达毛主席的住所后，他首先提出了调查人民公社事宜的要求。

在10月17日的谈话中，毛主席在讨论完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事宜后，仿佛是顺带提及，又似乎是有意点明，他谈到了我们几位在庐山会议中犯下的错误。

你们的失误属于基本正确范畴，同时存在一定的右倾倾向，或者是在正确观点与右倾思想之间摇摆不定。

他并未明指哪些人持有右倾观点，亦未点明哪些人抱有右倾思想，仅强调我们四人跻身其中。他续道，你们并不归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者或敌对分子之列。

毛主席曾提及李锐，称他与我们迥异，属另类人物。

显而易见，毛主席业已审阅了李锐所撰写的文件，并对我们的申诉与反省进行了阅读。我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正式声明，庐山之事后，我们四人之事便告一段落。至于谁持有某些右倾见解，谁抱有右倾思想，并未明确指出，亦无需进一步追查。

自毛主席那里离去后，我与家英一同步入他的居所。家英兴奋异常，踏入房门便在书房的地毯上欢快地打了个滚，言称毛主席依旧深谙我们的心意。显而易见，此刻的家英终于彻底释怀，坚信毛主席对他依旧保持着信任。我亦深信，在中央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前景可期。

1993年5月北京

（本文为节选）

周惠讲述：李锐夜入美庐，庐山会议。

本文来源：人民网

本文作者：周惠 口述，张杰 撰文

【人物介绍】周惠，于1918年诞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他投身革命事业，次年即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前往延安，投身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1941年初，他被调至北方局，开始了新的工作征程。

自1952年起，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以及省委常务副书记等职务。

1959年，我于声名显赫的“庐山会议”中，不幸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风波之中。

1977年，我再度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及党组副书记。翌年，我荣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的第一书记。至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有幸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惠复出后，两事较知名。

“立刻分！即便临时起意，也能成就大事！”

此言被《人民日报》的记者采撷，用作一篇报道的标题，遂成为当年助力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的一句响亮名言。

提及往昔的农村改革，众人耳熟能详的唯有万里其名，却鲜少提及周惠，这实则是对他的一种不公。

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周惠在与作家权延赤的访谈中提到，庐山会议上被指认的“反党集团”实则不应仅以“彭、黄、张、周”命名，而应包括“彭、黄、张、周、周”五人。周惠在庐山会议上遭受的冲击尤为严峻，而后续在处理党史问题时，人们往往未能充分评估他在会议上对抗左倾错误的积极影响。

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身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开展了一项关键的党史资料抢救行动。该行动派遣工作人员对那些亲历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并承诺仅限于收集、存档，决不在当事人有生之年对外公开，以此激励他们真诚地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亦为“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该工程的资料中，有一段对话触及了庐山会议上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李锐。

周惠夫妇

问：庐山会议最初以抵制左倾思想为目标，最终却演变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揭露了通敌卖国的“反党势力”。那么，这样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

周惠：归根结底，恐怕是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效应在发挥作用……（这位伟人）心中左倾的思想日益浓重，猜疑之心亦有所增加。此外，彭总与主席在历史长河中确曾有过嫌隙，加之若干偶然因素，亦不容忽视。

问：偶然？您问的是哪方面？

周惠：庐山会议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局面，李锐理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问：李锐难道不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之一？再者，他的职位并不显赫，那时甚至还不是中央委员。

周惠：他身为受害者，其时官职虽不显赫，然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许多中央委员亦未必能与他相提并论。

在此之前的一年光景里，他深受毛主席的赏识，被委以“通讯秘书”的重任，这意味着他得以直接向主席呈递信件以汇报事务。在封建时期，此等殊荣等同于拥有“密折专奏”的资格，能够直达天听。因此，在庐山之行中，李锐表现得异常活跃，亦不免引发了几次小波折。

晚年李锐

问：捅了哪些娄子？

周惠：彭总致主席的函件，经主席亲自题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后，在大会公开发布，随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各方意见纷纭，难以达成一致。

7月23日的上午，主席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表面上看似对双方争论的阵营均给予同等程度的批评，实则暗藏反右倾的意图。这对于我们这些积极主张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而言，无疑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示。

那晚，实属不该，我们三人——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以及李锐——竟执意前往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的住所，向他倾诉心中的不满。不久，彭总也加入了我们。彼时，我们情绪激动，虽承受了批评，但心中依旧难以释怀。我们当时所言，如今看来或许无足轻重，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却显得格外敏感。我们提及了主席的一些行为，诸如“颇似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在当时，这些言论无疑触犯了禁忌。

恰逢其妙的是，我们刚刚发泄完心中的不快，从黄老处离去，便与罗瑞卿同志不期而遇。罗瑞卿同志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他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肩负着维护党内安全的重要职责。深夜时分，他见到我们这些刚刚遭受批评的人从彭总与黄老那里走出，不禁产生了警觉之心。

之后，此事被提至会议中讨论，与会者纷纷询问我们那晚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

罗瑞卿

问：直言不讳，本无大碍，岂能禁止他人抒发不满？

周惠：李锐对此问题表现得过于自作聪明，因而引发了第一个重大的失误。数日后，李锐凭借主席曾给予的信任，向主席呈递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23日晚间的具体情况。

“请主席相信，我以我的政治生命为担保，此事绝无虚假。若有不实，愿接受党纪的严厉制裁。”这样的言辞，无疑是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随后，在小组会议上，黄老提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议题，这一爆炸性话题随即引发热议，原因在于主席已将李锐的信件作为会议文件予以印发。

毛漫步庐山

李锐的谎言带来以下后果：

起初，李锐的政治素养便引发了争议。此类行径，若以旧时道德来评判，堪称“欺君罔上，天理难容”，足以招致灭门之祸。即便在新道德的框架下，这也被视为背叛党的信仰、欺骗人民大众、误导领袖的行为，同样难以在社会中立足。

另一个问题是，为何你们要编造谎言？心中是否有所隐瞒？是否还隐藏了其他秘密？你们究竟在策划何种阴谋？既然谎言已经说出，信任已遭破坏，这个问题便变得无法澄清。

我立刻意识到：糟糕，看来这顶反党集团的帽子，我恐怕难以摆脱。李锐处理问题的方法，让我们几个人仿佛成了密谋者的模样，然而，我们并无任何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遭遇，实则亦深受李锐之影响。

彭德怀

问：李锐此举或许出于好意，恐怕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他究竟又惹出了什么麻烦？

周惠：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由起初的竭力为自己辩护，转变为毫无保留地承认错误。

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身为“同案犯”发表的言论，令我和小舟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毕竟，李锐已将一切交代得清清楚楚，若我们再予以否认，无疑显得是在顽强抵抗，这样的态度恐难以得到众人的认同。

我尚可，小舟在聆听了李锐的言辞后，气得面色惨白，返身回到房间内，便破口大骂李锐为“婊子养的”，随后更是泪流满面地向我倾吐衷肠，将我托付于他。小舟平素颇具涵养，绝不会在气头上出口成脏。

问：李锐的这一表述，我在其著作中亦有所耳闻。他提及，采取此举，实为守护田家英之安全。

周惠：田家英无需他人庇护。主席与田家英间情谊深厚，犹如父子。事发之际，家英跪于主席膝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年轻无知，误入歧途，而主席当即宽恕了他。

田家英

问：李锐为何转变急剧？

周惠：他欲反戈一击，立功。

事实上，在李锐进行自我反省的前一日，或许还要早前几日，他曾在深夜时分擅自进入位于庐山的美庐（原为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现属毛主席的庐山驻地），双膝跪地于主席床榻之前，对“军事俱乐部”问题进行了检举和揭发。

有说法指出，彭德怀与张闻天曾有过联络，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件在发出前曾由张闻天审阅。其中最具争议性的语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便是张闻天的笔迹。此外，张闻天在7月21日的讲话稿也提前得到了彭德怀的审阅。在准备发言时，张闻天一度犹豫，甚至考虑放弃，但彭德怀却鼓励他：“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有何惧哉？”（1965年，在接见彭德怀之际，毛泽东曾言：“或许真理站在你的一方。”此言的由来，便源于此。）；

再者，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并非仅仅是为了发泄不满。7月23日晚，他们的目的在于确立攻守同盟。彭总并非在他们即将离去时才步入其中，而是早已潜入。彭总坦言，受到主席的批评让他心情沉重。由此可见，这封信确实对主席造成了干扰。因此，今后大家在言谈之间需更加谨慎，某些话语切勿随意与他人分享。

李锐与主席究竟谈了何等话语，恐怕唯有他们二人心知肚明，或许这已化作永恒的谜团。

美庐

问：周老先生，冒昧直言，当时您亦身处被审查之境，李锐“夜访美庐”乃属极机密之事，您又怎会得知此等消息呢？

周惠：我当时又怎会料到呢！唯一感到困惑的，便是李锐突如其来的转变。据小舟所述，那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上曾一度呈现出较为宽松的气氛。

问：周小舟的遭遇与您相仿，所受的惩处甚至更为严苛，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知情呢？

周惠：您似乎有所疏漏，周小舟实为资深主席秘书，曾长期服务于主席身边，并非如李锐那般仅为“通讯秘书”。他与主席周围的同事关系融洽，尤其是与田家英的交情尤为深厚。此消息便是田家英在出差至广州（此时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之际，顺道探望小舟时，不经意间透露的。

田家英，一位德才兼备的好人，却存有一弊，那就是他热衷于向外界透露主席身边的事务，这对于一名秘书而言，实乃大忌。正因如此，主席最终与他分道扬镳，这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锐的这一行为，使得小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原谅他。他曾言，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李锐竟会沦为赵高、周佛海之流——中共一大代表，后背叛党派，投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却最终随汪精卫沦为汉奸。待至日本败局已定，他又与军统暗中勾结，成为现代史上反复无常的典型人物。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那痛彻心扉的神情。

周小舟

问：那么，我们该如何总结李锐在庐山回忆篇章中所扮演的角色呢？

周惠：彭总头顶背负着三顶沉重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通敌卖国”与“军事俱乐部”。

首顶帽子，主要源于他的一封书信与张闻天的言论所引发的波澜。

第二顶帽子，主要源于彭总陪同访问苏联及东欧期间，一位上将的揭露，以及数位元帅相继跟进的指控。

第三顶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锐的揭露，若非他的勇敢揭发，这顶帽子恐难安放在其头上。

李锐并非全然应负其责，鉴于当时党内政治环境异常，彭总、黄老以及张闻天同志都已承认错误并进行了反省。面对巨大压力，他们尚且难以承受，李锐又何尝不是如此？

张闻天

问：既然李锐因举报有功，为何却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惩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

李锐曾向我提及一句“杀降不武”，起初我对其含义感到困惑。然而，数年后，当我从小舟处听闻了相关情况，方始领悟他的言外之意：既然他自己曾因“夜闯美庐”之举而立下举报之功，便不应再承受如此严厉的惩处——包括撤销所有党内外职务，以及开除党籍。

在庐山会议期间，遭受政治打击最为沉重的，无疑是彭总和张闻天；而在心理层面，承受巨大落差的首推李锐。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在42岁那年，才华横溢，深受国家领导人器重。登上庐山之际，他意气风发，自诩具备总理的才能，立志要在五十岁之前成为总理。然而，一场意外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心理上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